元氏瘦身交流群

信阳事件中的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罪恶滔天!

北国春秋 2019-03-14 12:17:51

五十八年前在河南省光山县的孩子们像唱山歌一样唱着:“光山县,两头尖,中间住着个马龙山。马龙山,大坏蛋,饿死人民千千万。……”、“马龙山大坏蛋,饿死农民二十万,红薯藤当干饭,花生壳当挂面。”马龙山是发生“信阳事件”时的光山县委书记,当时是政治漩涡中的焦点人物。

何谓“信阳事件”?信阳市委离休干部鲁嘉宾在《信阳事件的前因后果》(《领导者》第25期)一文写到:“信阳事件”指的是1959年冬至1960年春,发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的饿死一百多万人的惨痛事件。


一、县委副书记被乱棍活活打死


“信阳事件”败露后,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把责任推到信阳地委,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把责任推到光山县县委书记马龙山头上。而马龙山干脆把责任完全推到县委副书记副书记张福鸿身上,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发动批斗,将张福鸿乱棍打死。


张福鸿的死,震惊了中央高层。1960年7月20日至8月15日,河南省委派副书记杨蔚屛、李立和纪委书记刘名榜等在鸡公山上召开县委书记以上的地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将马龙山逮捕,随后以现行反革命分子判马龙山死刑。


被逮捕的马龙山可能认为自己必死无疑,豁出来说了一些当时没人敢说的真话。他在1960年10月21日的检查中除了承担一些责任以外,还认为:

这样严重的事件不是发生在一个县或一个公社,而是全区性的,并且普遍而严重。这就足以证明了地委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不够正确的。几年来,特别是去冬今春以来,单纯强调所谓国家观点,将两条道路斗争扩大化,并以此为纲,大反右倾,实行错误的思想方法和措施。


路宪文在《“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一文中则说:

省委书记杨蔚屛指定要点三个县委书记的名(商城县委书记王汉卿、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固始县委书记杨守基)批判。说王搞男女关系,杨用鸭绒作被子,并让几个城市女人做,马反右倾,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把县委副书记(张福鸿)打死了,并把他们评定为三个坏分子。……省委这样处理,真实意图是处理三个县委书记,以保地委,最终达到保省委,保存三面红旗的目的。

二、马龙山居然“善终”!


马龙山被捕以后,妻子带着孩子不敢再住在光山县,到处流浪,以拾菜根、要饭充饥,拾垃圾、卖破烂度日。坐了17年牢的马龙山释放后安排在淮滨县一个农场当三级农工,1981年他找到时任淮滨县县委书记的蔡辽尤喊冤,要求给他平反、恢复待遇。


《蔡辽尤印象· 蔡辽尤漫话人生》一书中有这段文字:


 1981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刚从乡下回到县委,一个又瘦又矮,穿一身旧中山服的老头推门进来,畏畏缩缩地喊了声:“我冤枉啊!”便站在门后,泪水在眼里直打转。


 我连忙站起身,把他扶到椅子上坐下问:“你是谁?咋冤枉啊?”

 

 “我叫马龙山。”他说着,眼泪已淌下来了:“就是光山那个马龙山。”


  “啊,你就是光山原来那个书记马龙山?”我早知其名,未见其人,没想到眼前这个其貌不扬的小老头儿就是当年那个恶名在外的马龙山——大跃进时期,光山县高指标征过头粮最严重,所以“信阳事件”“过粮食关”时,光山断粮时间最长,饿死人也最多,是信阳地区的重灾县。“民主补课”一运动开始,马龙山就被抓起来反复批斗,运动后期有人揭发他在主持“反右倾”、“反瞒产”斗争大会时,搞刑讯逼供打死一位县委副书记。司法部门据此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送到农场强制劳动。马的爱人和家人都受到牵连,被开除公职。——他什么时候放出来的?有怎么会在淮滨?


我不明就里,给他倒了杯开水,尽量放慢语气,问:“你咋到这里来了?”

 

 “哎,一言难尽啊!”马龙山老泪纵横,声音嘶哑,断断续续地开始述说。


虽然前后颠倒,时间错乱,还不时的抽泣、喊冤,但我还是听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北方人,贫农出身,很小就拜师学铁匠,没上过学。1938年参加八路军,打过不少仗,后来随部队来到信阳,大跃进时期稀里糊涂地当了县委书记。光山县那次“反瞒产”斗争大会,他根本不在场,打死县委副书记是事后才知道的,可在“民主补课”运动中有人硬咬住说他在场,纵容群众打死人,结果被判了个“死缓”。到劳改农场后,他多次申述喊冤,上面答复说“民主补课期间判刑的不准平反”,后来他由“死缓”减刑到“无期徒刑”、“有期徒刑20年”,在监狱度过17年后出狱,被安排到淮滨农场当了个三级农工。


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他本来就是工农干部,认识不清,才弄出了饿死人的事件,但那是错误,不是犯法。依据打死人的事判他重罪,他冤枉。坐了那么长时间的监狱,现在老了,身体也垮了,组织上应该给他平反,恢复待遇。

      

望着他瘦弱不堪木讷呆滞的样子,我心中大为不忍,当即对他说:“你回去和你爱人商量,写一份申述材料来,我向地委报告。”


 他眼里燃起希望的光,站起身,千恩万谢地走了。

  

事隔不久,赵书记到淮滨来,对我说:马龙山的平反问题,地委没通过,主要是他在“信阳事件”中有严重错误,又是“民主补课”定的案,不好翻。

       

马龙山后来又活了二十多年,直到2002年去世。

三、人相食


“信阳事件”是我近年翻读历史时偶然发现的,虽然当今信阳也不富裕,地处桐柏山、大别山地区,是革命老区。但是那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也是事实。


不管你看完下文之后会有何感受,可能你会说穷山恶水出刁民,但是历史自有其历史原因,更多地是天灾人祸。


笔者摘录一文发生在1959年的光山人故事:


“59年”的冬天分外寒冷。几个月来,因一直吃不饱,大家身体格外怕冷。几天前,干部要求几个人共睡一个被筒或一个间房,大家互相依偎,也好御寒。狗娘就和姜振安妻子朱氏、狗妮儿等四个女人睡在一个小房间里。狗娘是一个经常吃人肉的主儿,之前她多次夜里去割死人肉,回来自己偷偷在罐子里煮食。


她的胆子特别大,在刮风下雪的夜晚,去割荒滩野地饿死的人的肉,她一般都是独来独往,从不害怕。再者,她吃人肉的事除回避生产队干部和一些积极分子外,一般社员则一概不避讳。这一点是其他吃人肉者不能比的。


这天夜里,狗娘又从野外把一个饿死的小孩的两只胳膊截掉兜了回来。在房间里,她把小孩胳膊截成一节一节的,先用坛子炖了一只胳膊。肉尚未煮熟,房间已经充满奇香。终于煮熟了。狗娘揭开盖子,用筷子扎了一块热气腾腾的人肉,一边用嘴轻吹热气,一边贪婪地咬下一口,嚼了起来。“真香啊。大家都来尝尝吧!好吃得很啊!香得很啊!” 狗娘一边嚼着人肉,一边说。


开始,饥肠辘辘的几个女人还犹豫不决,但闻到满屋的香气,又看到狗娘吃得那样津津有味,她们再也无法拒绝。两个女人赶紧过来,每人捞起一块就吃。狗娘见和自己睡一个被筒的朱氏仍然坐在床上犹豫,就用筷子夹起坛里仅剩的一块人肉,交给狗妮儿,让狗妮儿递给一床之隔的朱氏。谁料狗妮儿接过来,自己吃了起来。


朱氏没有吃到口,心里有些不快。狗娘说:“没关系,我再炖另一只就是了。”接着,她把剩下的另一只胳膊也给炖上了。


第二坛人肉煮熟后,朱氏不再犹豫。她下了床,来到罐子旁边。狗娘用筷子在罐子里给她挑选一块肉质好、炖得烂的人肉递给了她。她战战兢兢地吃了第一块,感觉很好,只是还没有吃饱。她又向狗娘要了第二块。


据朱氏自己后来说,这是她唯一一次吃人肉。


四、信阳事件前前后后



因饥荒引起人口的大量非正常死亡,就地区一级的范围而言,河南信阳是全国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前期,信阳地区管辖有18个县市:信阳市、信阳县、光山县、罗山县、潢川县、商城县、新县、固始县、息县、淮滨县、确山县、上蔡县、新蔡县、西平县、遂平县、汝南县、正阳县、平舆县。


吴芝圃在1957年气候下开始反对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信阳地区的领导积极跟进。1958年2月,信阳地委贯彻省委扩大会议精神,按照省委的报告提出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高指标。3月,又作了加码,提出的口号是:“千方百计,苦战一年,超额完成十年规划,为争取实现千斤专区而奋斗。”7月,信阳地委对全面跃进规划作了第三次修正。提出:1958年粮食总产保证140亿斤,争取200亿斤;1959年保证300亿斤,争取350亿斤;到1962年保证600亿斤,争取800亿斤。3月提出的工业发展规划:1958年全区新建和扩建工厂33305个,到1960年建厂5万余个,1962年工业产值较1957年增长34倍。7月,响应全党全民大力发展钢铁工业的号召,信阳地委提出:1958年完成80万到100万吨铁、20~30万吨钢;规划1959年产铁300万吨(争取400万吨),产钢50万吨(争取60万吨);1962年产铁800万吨(争取1000万吨),产钢300万吨(争取400万吨)。要求1958年建3~28立方米高炉1030座,小土炉12000座,炼钢炉2500座。



1958年,河南全省的粮食产量实际上只有281亿斤,而河南省委竟然吹估为702亿斤,最后导致了全省性的高征购。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一味地“反瞒产”。因向农民逼粮食而实行捆、绑、吊、打、捕等现象,屡见不鲜。


信阳地区粮食歉收,但各县不敢据实上报。地委办公室根据各县上报的粮食产量汇总为72亿斤,地委常委(九人)讨论时,除专员张树藩一人认为今年是歉收年,粮食总产量可能只有30多亿斤,最多不超过40亿斤;地委书记路宪文等其他八人坚持认为今年是丰收年。最后以50亿斤产量上报省委(实际产量只有20多亿斤)。据此,河南省委分配给信阳地区的征购任务为9亿斤,下面各级为超额完成任务,层层加码,征购数达到10亿斤。


高征购任务下达以后,信阳地区各县市马上行动起来。1959年10月6日,在河南省委、省人委联合召开的“反右倾,鼓干劲,大规模地开展农产品征购的群众运动”的广播大会上,省委书记宋致和表扬信阳地区进度最快,已完成征购任务的60%以上。为完成余下40%的征购任务,信阳地委主要负责人,不仅不承认现实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农民将粮食瞒藏了起来,决定由地委主要领导分片包干,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地委书记路宪文说,当前发生的粮食问题,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狠狠打击不法分子。


私分瞒产是普遍的,多数是在干部有组织有领导下进行的。对右倾分子的斗争不要手软,要狠狠地斗,狠狠地批,只有这样才能把粮食挖出来。实际上信阳地区已将老百姓的口粮、种子粮、饲料粮都征购了,致使很多食堂开不了伙,浮肿病人日益增多,人们开始收藏红薯叶、野菜;有的干脆偷吃人肉。专员张树藩分工到西平县反瞒产,到公社调查,发现老百姓早已断炊,遂决定开仓发粮,因此被地委常委决定批斗并停职检查。


在反右倾的旗帜下反瞒产,这就怂恿了各级干部采用非法手段开始逼粮,惨剧就此酿成。为追逼粮食,可以随意批斗,滥用酷刑:拳打脚踢、揪耳朵、拔头发、牛抵头、背压磨、蛤蟆架、燕子飞等等几十种。


五、马龙山罪行罄竹难书


其中光山县尤为恶劣,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斗争另一个县委书记刘文彩,到一个公社去主持“反瞒产”运动,由于农民无粮上交,他便大打出手,一天竟连续拷打四十多个农民,一个体弱多病,身体骨瘦如柴的农民,被他当场活活地踢死;另有三位农民,尽管身体稍好,也被当场活活地打死。


据有关资料说明,整个光山县的公社一级干部,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的竟占93%。从1959年11月至l960年7月,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的人数就达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狱中;短期拘留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667人。


活着的人为求生计,开始大量外逃。人员外流,势必导致大批死人消息传开。于是,信阳地委指示各县市,要设岗拦堵,不准外逃。各村民兵在路口设卡,拦截外逃群众,还专门设有收容所、监狱,随意拘捕外逃人员,除被没收钱财、衣物外还要遭到毒打。就在农民大量饿死或外逃之时,1959年11月间,当他从潢川县驱车返回地委,沿途亲眼见到倒毙在公路旁边的死人,拦车要粮的群众,被父母遗弃的孩子时,他不仅置若罔闻,还下令要地区的公安部门,“限期消灭人员的外流”;指示社队的干部民兵,封锁村庄,不准群众外出逃荒;指示城镇机关、工厂、企业单位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还要求各个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等等。


上述一系列恶劣做法,导致了信阳地区饿死百万人的惨剧。据资料反映,1959年10月下旬,商城县有692个食堂停伙,发病16686人,外流1766人,死亡4656人;固始县有7个公社289个大队发病33832人,死亡8177人。随后,潢川|、信阳、光山、罗山、息县、新蔡、平舆、上蔡等县相继出现大批浮肿病人和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据1961年1月13日信阳地区最后一次呈报中央的数字是:全区总人口8086526人,1959年11月至1960年10月,死亡人数1070321人,占总人口13.2‰。死亡人数超过100‰的有7个县:光山县235‰,商城县209‰,息县204‰,正阳县196‰,新蔡县183‰,潢川县168‰,固始县147‰。

信阳事件,尤以光山死亡人数最多,马龙山负有主要责任。
 
东窗事发中央严厉查处
 

从初步揭发的材料看,不仅农村严重,而且城市、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医院都很严重。光山县十二个中学,有八个中学校长有人命血债,城关的高中和初中两个学校,初步揭发,被打死、逼死的教员和学生即达二十八人,广大群众在经济上都遭受到了极大的摧残,生活异常困难,真正是十室九空,家贫如洗。

 

光山槐店很多村子都没了,一个小队九十多人,只剩下三十多人了。


《国史札记》载:

光山县斛山公社,原有658个自然村,其中175个村人口完全死绝,占原有村总数的26.6%;全公社原有8178户,死绝的有1603户,占原有户数的19.6%;全公社原有人口36110人,死亡13674人,占原有人口的37.86%(其中饿死的有12962人,被打死的591人,被逼死的24人);原有男女劳动力14517人,死亡6717人。

光山县的槐店公社的胡庄大队,原有31个自然村,人口完全死绝的有15个村,占原有村总数的48.3%:原有240户,死绝68户;原有人口1092人,死亡603人;原有男女劳动力593人,死亡335人。

六、1959年光山,饿殍遍野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历史面前,最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诚实。对历史的态度,应该是只对历史负责,一切意识形态的偏见都应该靠后。

实际上,50年前的血泪,已经被时间晾干,责任人也已经被时间赦免。清理历史只能收获经验和教训,不能要求谁父债子还。


但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努力,在以后的教科书上谈到大饥荒死亡人数时,永远给出一个模糊的数字,后人会鄙视我们。

1959年这一年,整个光山县,野草、榆树皮也被吃光的时候,人们也就不再出去找食物了。村里剩下的饥民,就那么瘫倒在炕上,等着活,等着死。

对于那场饥荒,至今有着不同的表述:官方文献称它为“信阳事件”,教科书称它为“自然灾害”,农民则实实在在地叫它“粮食关”——人死得多了,就成了个难过的“关口”:过去的,算是幸存;过不去的,成了饿殍冤魂。

吴永宽清楚记得,那一年他家所在的高大店吴围孜小队,“过了关”55人,“没过关”73人。2004年,作为村里最年长者,他决定为那些亡魂立一座纪念碑,既是慰藉,也是纪念。

一个月后,清明,“粮食关遇难者纪念碑”立起来了。帮忙操办的人图省事,把碑建成了两座,一座吴姓,一座外姓。外形简陋,跟普通的墓碑没什么两样,与伫立在县城里的那座刻着光山籍将军尤太忠题字的“烈士纪念碑”,相差甚远。

吴永宽记得,1959年粮食丰收了,粮仓却是空的。

那一年,光山县所在的信阳地区实际粮食产量为二十多亿斤,而各县市报的粮食产量竟高达72亿斤,河南省委“信以为真”,给信阳地区派了上交16亿斤的任务。河南全省上报粮食产量则超出实产一倍。征收任务从省里一级一级压下来,压到生产大队、生产小队,最终压到农民头上,满仓的粮食被一车一车拉了上去。

父亲吴德金当时是吴围孜小队的会计,他偷偷跟家里人说:仓库里不到两百斤稻,只够村里下一个月的口粮。

村里人都知道,上面检查时,村干部就在粮食垛子下面充上稻草,但没人敢说出去。1959年农历八月,正如父亲所说,村里食堂的“大锅饭” 果真越来越稀,到了农历九月,食堂干脆断了火。

此后的几十天里,吴永宽再没听到过食堂打饭的钟声。

吴永宽后来觉得,如果母亲藏的那些粮食留下来,父亲后来或许就不会死。但村里也有人因为抗交粮食,挨打、挨斗,“最后还是个死”。

食堂关门后,农民被禁止私自开火。谁家要被发现冒了炊烟,连锅都给端走。直到再也搜不到粮食,村干才不再管开火的事了。

那时所谓“开火”,不过是把糠皮用石磨磨碎,弄成饽饽,填填肚子,“兑个命”。“那东西吃下去,拉不出大便,只能用棍往外捅。”吴围孜的一位老人说。

榆树皮也成了好东西。村里的老榆树被一棵棵扒光了皮,树皮晒干了磨成面,“吃起来特别黏、扎嘴。除此之外,就是野草。

对于死亡,吴永宽总是轻描淡写。他亲眼看到村里的孩子,坐在屋里,嘴里流水,身子歪着,翻个白眼,很简单地死了。

那时候,饿死的人已经“不像个人”,但吴永宽也不怕了。即便轮到他的亲人,也是如此。

家中第一个饿死的,是三叔吴德才。因为饥荒,他从湖北逃回吴围孜,却发现村里同样没得吃。农历九月底的一天早上,吴永宽从饥饿中醒来,发现睡在身边的三叔“不动弹了”,一摸,人已经凉透了。

父亲负责料理后事,但他同样饿得没劲,卸了块门板,把三叔拖出去,挖个小坑、铺上浮土,算是坟。

在那场饥荒里,因为杀牛被打死的人不在少数。带头打人的队长吴永寿是吴永冠的堂兄弟,但在那个“六亲不认”的年代,暴力就像瘟疫一样在村里蔓延。队里的吴德荣因为说了句“粮食这么多,为什么不给社员吃”,被斗、被打几天几夜,直到斗死。另一位村民吴德桐也因为骂了句脏话,被活活打死。

吴永宽记得父亲死的那天,自己并没有哭。直到很久以后,心里那股压抑已久的难过,才不断涌上来。他想起饥饿的父亲留在这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

“什么时候才能吃上碗干饭?”

“马龙山,大坏蛋,饿死人民千千万!”

《光山县志》记载,1959年、1960年全县的死亡人数分别为40768人、99378人,而在平常的年份,这一数字大都保持在4000人左右。1960年光山县的死亡率高达270.6‰,县史志办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真实的情况比县志上的数字更严重。

吴永宽也记不清是哪一天,时任河南省省长吴芝圃来到光山,在县一中的操场上开了一场万人大会,旁边还站着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那天,他作为学生代表出席,亲耳听到当时那位个头很高的省长向全县人民道歉:“我对不起光山60万父老乡亲,我这个省长当得不好。”

可人都死了,“检讨还有什么用?”吴永宽表情漠然。

在那场灾难中,吴永宽家只剩下了他和母亲两个人。本有128人的吴围孜,有73人遇难,其中四十多人绝后,17家绝户。

由于村里死人太多,无人种地,第二年吴围孜只打了几万斤粮食。直到1962年前后,从安徽阜阳来了不少逃荒的人,村里收留了这些外乡人,让他们下地挣工分。

事后,马龙山一下子成了光山“过街老鼠”。县里从此流传那首童谣。


马龙山的儿子马大头被学校里的孩子们追着毒打。。。



总编辑:楚国农夫

微信号:nrawbz1215


往期热门文章推荐:

▶10名村官瓜分316套房,看看村官腐败有多可怕!

内裤多久换一次,穿多久要扔掉?今天全部给你说清楚

【军刊】直击轰6K战机首次岛礁起降!

【连环画三国演义15】吉平下毒

中国八大急需想改回原名的城市,有你的家乡吗?

【组图】十个凄美的诱人性故事!

Copyright © 元氏瘦身交流群@2017